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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届年会：1985年7月，云南昆明 |
| 2010-09-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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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年会 1985.7 云南昆明
中国语言学会第三届年会纪要
中国语言学会第三届年会7月28日至8月2日在昆明市举行。7月28日上午举行了开幕式。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李维贵同志及云南省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到会祝贺。
开幕式由中国语言学会副会长清格尔泰主持，会长季羡林致开幕词。他在肯定了两年来语言研究的成绩以后说，当前全世界社会科学界新东西层出不穷，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有很大触动，这两门科学越来越互相渗透。面对这种情况，语言学该怎么办？看来，我们对近年来提出的许多新理论、新方法必须认真对待，加以研究，既不排斥，也不盲从，争取我国的语言学取得更大成绩。在开幕式上发言的还有：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杜玉亭，中国语言学会名誉会长王力，云南省语言学会会长吴积才和著名相声大师侯宝林。
本届年会领导小组成员是：季羡林、清格尔泰、吴积才、朱德熙、王还、陆俭明、刘坚。组长是季羡林，副组长是清格尔泰和吴积才。
7月28日下午开始分组宣读和讨论论文。年会按论文的内容及学科性质分为四组：第一组是汉语史，由郭良夫、赵振铎、许嘉璐担任小组召集人；第二组是现代汉语，由朱德熙、王还、胡明扬担任召集人；第三组是实验语音学、现代汉语语音和音韵学，由吴宗济、蒋希文、黄家教担任召集人；第四组是少数民族语文和现代汉语方言，由清格尔泰、詹伯慧担任召集人。
第一组共宣读了十七篇论文。王晖在《古汉语被动句新论》中认为，“被”“见”“为”在古汉语里都是动词，“被”字句、“见”字句、“为”字句、“为……所”式只能是“以主动的形式来表示被动的意义”，不能算作古汉语的被动句式；古汉语的被动句只有“受事主语+谓语动词”的格式。有的同志在讨论中指出，“被”字有一个虚化过程，如果完全否定古汉语的“被”表被动的作用，就会使今天的“被”无法解释。唐启运在《古代汉语词类活用研究中的一些问题》里指出，从词类活用的研究史上看，所确认的活用范围大体是从宽到窄、从大到小，但至今仍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只应保留名词、形容词用如动词。有的同志说，词类活用的说法对教学有用，但在理论上说不清；有的同志认为本用、活用是从共时角度说的，不应追究历时的情况。何乐士的《〈左传〉的“政以治民”和“以政治民”句式》，从语义、结构和作用上指出“政以治民”和“以政治民”是两个不同的句式。有的同志说，这个题目虽小，但能解决教学中遇到的这类问题。但何文的材料仅限于《左传》尚嫌不够，应再作广泛的考查。在讨论祝鸿熹的论文所提出的“‘说’通‘悦’”一类问题时，蒋绍愚说，如果从教学角度考虑，这样说未尝不可，因为说甲通乙并不意味着谁先谁后；如果是研究文字的发展，那就要讲清楚来龙去脉。赵振铎说，我们编字典的办法是只列义项，不说谁通谁，而把通假严格限制在同音假借。
第二组共宣读了十六篇论文。侯学超在《说词组的自由与粘着》中指出，语素可分为自由语素与粘着语素，词组也可分为自由词组和粘着词组，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单独成句的是粘着词组，并举出了十七种粘着词组的格式。朱德熙说，文章对粘着词组进行了分类，但格式还不够全面，某些方面论说得也不够精密，应该作进一步的归类。他还说，文章中谈到粘着词组的存在，说明汉语句子规则和词组规则并不完全是一套，并且从另一个侧面否定了主谓结构才能作句子或者说主谓结构最能作句子的传统观念，他认为，粘着词组与这两个问题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徐枢在《关于“又+形l+又+形2”格式》中认为，进入“又+形1+又+形2”这一格式的形容词是有条件的。在语法上，非谓形容词、状态形容词和绝对性质形容词都不能进入，能进入这种格式的只有相对性质形容词。在语义上，形1形2都是方向一致的同类概念；一般不能是同一概念、包容概念或交叉概念。在语音上，音节的数目和形l形2的位置也表现出一定的倾向。总之，这一格式中一切正确的、可以接受的说法都是语法、语义、语音诸因素层层限制的结果。许多同志认为，这篇文章的写法值得提倡。文章讨论的范围不大，但挖掘较深，在具体格式描写上层次比较清楚。发言者也对该文提出了一些补充性意见。马庆株在《自主动词和非自主动词》中介绍了划分现代汉语自主动词和非自主动词的语法标准，列举了两类动词对立的多种语法表现，并进一步分析了非自主动词内部的语法差异，最后指出这两类动词各自的语义特征。讨论中有的同志提出，把所有动词分为自主、非自主两大类，是否简单化了？朱德熙认为，动词里确有这两类，文章的基本观点可以成立。但问题是要搞得更细一些。在讨论詹开第的《早期北京话里“直”的两种用法》时，同志们认为这篇论文既有平面的描写，又有历史的考察，虽然只是研究一个字，却是一种基础的研究。朱德熙说，个别词语的研究极有意义。但研究某个词语，光从北京话入手不够，还必须进行纵向的研究(汉语史)和考虑横向的问题(各地方言)。在讨论石安石的《也说歧义》时，气氛最为热烈。朱德熙说，作者认为歧义句不是多义句，这是对的。问题是要搞清楚什么是“同形格式”。另外，文中“语义关系不同而生的歧义”很难理解，歧义应该是语法上的歧义，本人坚持这个观点。胡明扬指出，口语现象也应考虑，应注意某个结构在书面上有歧义，而在口语中没有歧义；有时在口语中有歧义，而在书面上没有歧义的现象。还有人认为，“笼统”和“模糊”这两个术语所指实为一个对象。
第三组共宣读了十三篇论文。杨顺安的《五度字调模型在汉语合成中的应用》引起了与会同志的兴趣。他说，语音合成不仅是研究语音特性的重要工具，也是实现人--机语音通信的重要手段。我们的研究目标是提供高质量的合成音质。目前，音节合成的研究进展顺利，已能合成各种声韵调的单音节，音质较好。他当场播放了合成音节的录音。曹剑芬《清浊小议》指出，音系分类上的清和浊同实际音值上的带音和不带音既有联系又有区别。音系分类古今关系比较密切，而读音古今相去甚远。今天方言平面上的清浊分类和实际音值的带音和不带音并不一一对应，应该用不同的术语。吴宗济说，关于清浊问题，语音学和音韵学的研究对象和目的不同，因而语音学上的概念和音韵学上的概念不能混为一谈。杨耐思在《元代汉语的浊声母》中论证了元代汉语官话还完整地保存着一套浊声母，跟同部位的清声母对立。作者并认为这个音系是元代汉语的一种标准音，跟《中原音韵》音系并行而互相补充。有的同志说，杨文中提到元朝的蒙汉对音以清对浊，以浊对清，说明当时的译音人是北方话环境里的人。也有人认为，提出元代有两种标准音还值得研究。
第四组共宣读了十四篇论文。瞿霭堂在《藏语古调值构拟》中，首先提出了构拟古调值的意义和方法，然后介绍了藏语古调值的构拟。他用方言材料为藏语A、B两个调类构拟*44、*22两个调值，然后用参证材料加以证明，再说明从古调值发展到今调值的演变过程。詹伯慧认为这个题目有开拓性，同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研究都有密切关系，同时指出，对调值发展规律的运用要谨慎。周耀文在《当前我国在使用发展民族语文中迫切需要探讨的几个问题》中提出，使用和发展少数民族文字要从我国各自治地区的语言文字使用实际情况出发，要允许不同地区的同一民族人民根据本地区的民族语言实际和普及教育的需要，使用与本地区的民族语言或方言相适应的文字，即不能以民族为界限。他还指出，在建立民族语文和汉语文的双语教学体制方面，不能搞“一刀切”。清格尔泰指出，使用本民族熟悉的语言进行教学效果好，但使用民族语文进行教学也有一个如何提高的问题。确精扎布等同志认为，用民族语文进行教育才是民族教育。也有人认为民族教育不能专指用民族语文进行教育。在汉语方言方面，詹伯慧的论文是《饶平上饶客家话语言特点记略》，周定一的论文是《一种客家话的语法特点》，白宛如的论文是《广西贺县九都话记略》。
在全体会上，蒋绍愚、程祥徽、徐枢、马庆株、李思敬、杨顺安、周耀文和确精扎布作了发言。
程祥徽的论文是《〈论语〉有关言语风格的记述——孔子的言语观》。他在引用了《论语》“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庙朝廷，便便言，唯谨尔”之后说，“于乡党”和“在宗庙朝廷”就是风格学所说的“交际环境”，而“恂恂如也”“便便言，唯谨尔”则是“言语气氛”，这说明中国古代就已提出类似今天风格学的基本观念，只是缺乏如何借语言材料表现不同言语气氛的记载。他希望通过共同的努力来建立中国式的风格理论。
蒋绍愚在《中近古时期的“来”和“去”》中认为，近代汉语的“来”和“去”除了通常所说的表示“先事相”的用法外，还有一些特殊的用法。“来”表示动作的完成貌，“去”表示动作的持续貌。它们分别是由六朝时表示“从……以来”的“来”和表示“从……以后”的“去”发展来的。近代汉语的“去”还可以放在句尾，表示某种情况的将要出现，这是由“先事相”的“去”发展而来的。最后他自己提出了一些尚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李思敬在《论现代汉语普通话中儿系列字的实际音值和儿音缀的形态音位》中，分析了现代汉语儿系列字的复合元音性质，指出了普通话儿化韵中韵母拼合型、韵尾化合型两种不同的发音方法，提出了儿化音演变的总规律是不断变拼合型儿化音为化合型儿化音。文章最后归纳出普通话儿化音形态音位的五个变体：／a／、／ə/、／aι／、／əι/、／uι／。
确精扎布在《现代蒙古语一些现象的定量分析》中介绍了自己用电子计算机对现代蒙古语的下列五个方面所作的定量分析：1．字母出现频率，2．音节类型及其出现频率，3.名词“单数形式”所表示的内容，4．名词在句子中的作用，5．形容词在句子中的作用。他根据定量分析的数据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修正了前人的某些说法。
朱德熙先生和王还先生也在大会上发了言。王还先生介绍了北京语言学院关于汉字使用频率的统计工作和取得的成果。朱德熙先生谈了在北京大学建立语言学系的设想。他强调了在我国建立语言学系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并希望大家给以支持。
8月1日下午举行了闭幕式。闭幕式由云南省语言学会会长吴积才主持，清格尔泰致闭幕词。他说，本届年会共收到七十二篇论文，宣读讨论了六十篇。总的来看，这届年会的论文质量比上届有所提高，年会开得是比较成功的。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1.有些同志采用了新技术和新方法研究语言事实，取得了可喜成绩。2．这届年会的论文内容广泛，探讨的领域比较广阔。3．这届年会有些同志的论文题目不大，有的是一词一义的研究，有的是一个具体格式的探讨，有的是谈一个元音的演变，有的是对某个问题的“小议”。尽管探讨的问题不同，但文章有一个共同点，这就是材料比较扎实，分析的层次清楚，挖掘得比较深入，结论比较可靠。这届年会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出现了一个很好的会风。讨论时开门见山，能触及实质问题，达到了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的目的。清格尔泰最后说，这届年会所以开得比较好，除了与会同志的努力外，很重要的保证条件就是云南省有关部门有关领导的大力支持，特别是云南省语言学会的大力支持。他代表中国语言学会、代表与会同志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于 密）
（《中国语文》198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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