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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届年会：1983年5月，安徽合肥 |
| 2010-09-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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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年会 1983.5 安徽合肥
中国语言学会第二届年会纪要
中国语言学会5月4日至9日在合肥市举行了第二届年会。
根据中央关于较大的学术会议要成立临时党组的指示，经中共安徽省委批准，这次年会成立了临时党组。安徽省人大副主任魏心一任书记，季羡林任副书记，成员有罗竹风、张涤华、陈章太。3日晚上，临时党组召开会议，讨论了有关这次年会的一些重要事项。紧接临时党组会议之后，吕叔湘主持了学会的理事会，听取了学会秘书处汇报学会工作和第二届年会筹备的情况，商议了这次年会的日程安排、进行方式和分组会议主持人名单。
4日，吕叔湘主持了开幕式。省委副书记袁震在讲话中代表省委、省人大常委和省政府、省政协，向来自全国的专家学者们表示热烈的欢迎，向大会表示热烈的祝贺。季羡林代表临时党组要求年会贯彻“坚持原则，实事求是，各抒己见，百家争鸣”的方针。他说，我们开会、做事，都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都要实事求是。学术讨论仍然必须坚持百家争鸣。我们这次年会论文涉及的方面很多，在讨论过程中一定要解放思想，各抒己见，百家争鸣。如果大家讲的都完全一样，那么任何一门科学都不能发展。接着，安徽省语言学会会长张涤华讲话，他代表全省语文工作者欢迎中国语言学会第二届年会在合肥召开。安徽省社联副主席俞远还代表省社会科学院和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向大会宣读了贺信。
5日开始，进行学术交流。先分组宣读和讨论论文。与会同志基本上根据提交论文的内容分为三个组：第一组是现代汉语和语言学理论，第二组是古代汉语，第三组是方言、民族语文、应用语言学等。陈原、孙常叙、王均分别担任第一、二、三组组长。第一组会议主持人是陈原、罗竹风、朱德熙、胡裕树等；第二组是孙常叙、张涤华、周祖谟、高元白等；第三组是王均、季羡林、严学宭、李荣等。分组会每半天为一个单位时间，先连着宣读四至六篇论文，每篇十五分钟，接着讨论这些论文。讨论时间稍稍多于宣读时间。会议主持人轮流担任，一人主持半天。
在分组讨论中，与会同志围绕着已宣读的论文，就有关的问题展开了讨论。
关于郭良夫的《现代汉语的前缀和后缀》，朱德熙认为，研究语缀，应该从结构上来考虑，似乎可以从三方面着手：一、粘着和自由的区分；二、位置的固定，也就是定位；三、不成词的。也可以给语缀下一个定义：即定位的不成词的粘着的成分。说意义的虚、实有程度的差别，恐怕很难区分。粘着和不成词是两回事，凡不成词的都是粘着的，但粘着的不一定都不成词。邢福义对陆俭明的《由指人的名词自相组合造成的偏正结构》一文发表意见说，陆文对一般的分析是正确的，但是否能证明“父亲的父亲的父亲”这样特殊的结构也只能有左向切分，而不可能有右向切分。朱德熙认为，陆文是就指人的名词的组合来说的，还是指出了一般规律的，有同志说到这一类结构的停顿不符合左向切分，那应该看作是说话者说的时候故意作那样的停顿，不能由此否定陆文总结的一般规律。
关于祝鸿熹的《古代汉语“倒文以成句”质疑》，胡明扬认为，关于顺装、倒装的问题，应首先明确标准。如果以核心句为顺装，变式便是倒装。文学作品里的语言现象确实值得研究，但是比较复杂。现在要采用“穷尽”的研究方法，对某一时代的语言材料作全面考察。杨春霖说，顺、倒还是可以分的，如“主谓宾”是顺装，反之就是倒装。这是汉民族语言所固有的，对这些现象不能一刀齐，诗词里是有倒装的，如李商隐的词、杜诗的“鹦鹉”句。关于胡安良的《〈庄子〉交错体句式举要》，周祖谟认为，研究中国的语法，特别是古代的，光靠外国的理论、方法，是不够的。汉语有自己的特点，构词法和句法是一套。光作平面的研究是不够的，要把古今语法研究结合起来找出路。管燮初认为，对流水句范围要有个限制。搞语法的有个口头语：“西洋语法不能套在汉语上”。医学、数学都可用西洋的，语言研究当然也可以。对象是汉语，方法可以是外国的。黄绮认为，汉语研究要讲汉语的特点，要从实际出发。大家谈到各种语言有个性有共性，有了这个认识，就能去发掘汉语的特点。
5日上午，李荣就第三组已宣读的几篇论文发表意见说，语音实验的方法要正确，态度要公道，不要采用“诱供”式，更不能采用“下次鸦片还抽不抽”的提问方式。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关于重音的实验研究只能说刚开始，到底是否只有前后两重，还是前后中三重，要进一步研究，总结出理论上的东西。学术研究要过细，要划清学科与学科之间的界限，例如不能把方言学、语音学、音韵学等混为一谈。如不能拿过去的“母”来论证今天的声母，声母同“母”是两个概念。论文的行文用字一定要考究，引用例证要慎重。比如要分清借字与汉字的本字的区别。
讨论李如龙、陈章太的《论闽方言内部的主要差异》一文时，有人向报告人提出：划分方言的标准是什么？陈章太回答说标准是综合的，划分的目的不同，标准也就不同。提问人接着问：报告人划分的目的是什么？陈章太回答说：过去有一种传统的说法，把现代汉语方言分成八大方言，闽南闽北占了其中两个，这样的划分是不合适的。经过调查比较，我们认为闽方言有相当大的一致性，在现代汉语方言第一层分区中，闽方言只能是一个，而不是闽南、闽北两个。在闽方言内部，可以分为闽东、莆仙、闽南、闽中，闽北五个次方言，而不是两个次方言。在划分闽方言时，采用的是综合的标准，既有共时的，也有历时的。在共时方面，主要从语音、词汇、语法等语言的特征来看，同时参考人文、历史及人们交际的情况。有人又提出，美国语言学者罗杰瑞教授在构拟古闽语时，曾用了邵武的材料，报告人把邵武话排除在闽方言之外，那是可以讨论的。比如中古“来”母字现在邵武话也有读s声母的，这就很重要，说明邵武话是闽方言。陈章太解释说，邵武话在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具有赣客方言的主要特点。从整个方言风格看，也接近赣客方言。但它也有一些闽方言的特点。从来源看，可以认为邵武话是属于闽方言的，但不能说它现在还属于闽方言。李如龙回答说：在确定或划分方言时，语言材料的质和量要辩证地处理。中古“来”母一些字，现在邵武话读s声母，这确实很重要，说明它历史上同闽方言的密切关系。但这一条只有十几个字，管字很少，而古全浊声母今读送气清声母，古晓、匣声母逢合口呼读为唇齿清擦音f，以及古微、疑、匣，影等声母部分字今读唇齿浊擦音v，这些特点是主要的，管字很多。而这些特点是闽方言所没有的。李如龙还认为，地理情况与方言分布也有一些关系，如福建境内闽方言的五个次方言的分布，同福建几条较大河流有些关系。李荣说，把邵武话从闽方言中划出去，并不影响利用邵武话的材料来构拟古闽语，正如构拟古吴语可以利用闽方言材料一样。方言分区的定义只有好坏之别，没有对错之分。两种方言连界地带的话，往往有两面性。
关于章熊的《中学语文教学听说训练初探》，罗竹风说，章熊的文章强调听、说、读、写一齐抓，其实最主要的还是读、写。中学语文教学对学生写作能力的培养还没有达到应有的水平。还有一个问题，汉语语法作为科学研究的对象，是需要深入细致研究的，但是要注意，理论同实际联系是一个准则，理论研究同实用必须结合，要落实到应用，研究必须有实用价值。陆俭明认为，目前中学语文教学不是为培养学生这方面的能力，而是为高考，这就束缚了中学教师。
高元白也介绍了他的《广韵提要》。关于《广韵提要》，王力认为研究《广韵》按韵图的方法来做，好处很多。但有两点值得进一步考虑：一、《七音略》和《韵镜》四十三图，每一个音都有代表字，搞《广韵》图，是否可以对比一下，看哪些字是《切韵》原来没有的，《广韵》添加的，一共有多少。二、重纽字放在一个格子里，这不很妥当。可分为三、四等，该放三等的放三等，该放四等的放四等。“澄”母字可能有两个音，越南音是从唐朝时借过去的，可以为旁证。关于杨春霖的《古汉语通假新论》，王力说：通假字，最初叫假借字，后来才叫通假字。这问题不大，最大的问题是通假字必须声韵相同，至少声韵相近，只有双声而无叠韵，或只有叠韵而无双声，都不能算做通假字，否则范围就太大了。也就是说，应限制在双声兼叠韵或通转的范围之内。我编《同源字典》，就坚持了这条标准，宁缺毋滥。声韵差得很远的，如何写别字？也可能受方言的影响。王力接着说，段玉裁“因声求义”的原则是对的，但后来滥用这个原则就坏了。
王均就杨焕典《平话系属问题》发言说：系属问题，一般是指语言，从发生学的角度来说的。毫无疑问，平话是汉语的一种方言。方言是要分层次，但分层次以少为宜。如果细分，恐怕分五个层次也不够，县以下的地方话还有各自的特点。先分第一层两大区，南方、北方，以有无入声为标志。但这也很难，北方方言如山西话就有入声，若划为南方，那么“飞地”就太多了。关于毛宗武（与蒙朝吉合作）的《试论畲语的系属问题》，喻世长说：畲语，直到现在，人们研究的结果，是属于苗瑶语族的苗语支。陈其光插话：我认为属于瑶语支。喻世长接着说：是不是苗瑶语族里只能有两个语支呢？如果畲语归入苗语支或归入瑶语支都不好办，那么能不能再搞一个畲语支呢？陈其光发言说，解决畲语系属问题，数词也可以当作一个条件。数词在苗语里只有一套，在瑶语里有两套，一套是自己的，一套借自汉语。在畲语里也有两套，跟瑶语一样。拿木四来说：可是在阿尔泰语系的蒙古语和其他诸语言里，数词的情况并不一致。
8日下午，进行大会学术交流。每组推选三至四名同志报告各自论文的主要内容。罗竹风主持大会。报告的有陆俭明《由指人的名词自相组合造成的偏正结构》、王健庵《论一字多音的简化问题》、李如龙（与陈章太合作）《论闽方言内部的主要差异》、章熊《中学语文教学听说训练初探》、郭在贻《俗语词研究与古籍整理》、陈原《现代汉语信息传播中几个用例的最大信息量和最佳信息效能分析》、孙常叙《汉语古复辅音新探》、确精扎布《〈元朝秘史〉语言的数范畴》等。刘倬也谈了《我国机器翻译研究的过去和现状》。
除了简要报告论文主要内容外，陆俭明答复了有的同志在分组讨论会上提到的问题。有人提出，是否承认实际语言里可以有停顿的不同，因而可以作两种切分。陆说，在汉语里语句的停顿与层次不一致，本来就不是个别现象。比如：“周老师的学生的父亲”。有人提到，“父亲的父亲的父亲”是特殊的例子。陆认为，某一个类的个体的特殊性，不能跟整个类等同看待，“父亲的父亲的父亲”的特殊性就在于三个名词都是“父亲”，但是，这种特殊性没有超越指人名词的偏正结构的共性。李如龙还对他们的论文作了一些补充说明。他说，这篇论文跟成都年会上报告的论文《论闽方言的一致性》（已刊《中国语言学报》第1期）是相互关联的，这篇的观点有了一些发展。前一篇是为从汉语方言分出闽方言提出依据，这是一个层次，说明过去把闽方言分为两区是不合适的；现在这一篇也同样认为闽方言只分为两区是不合适的，要分为五区，这又是一个层次。章熊补充说明了他的论文的意图和在教学中遇到的困难。他说，语文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很多：一、过去重视“读”，所谓“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二、“写作为中心”的指导思想束缚了语文教学；三、科举考试束缚了语文教学。集中到一点，就是不注意实用，不注意口头表达的训练。比如，打长途电话，有人说了半天，还没说清楚要办的事。语文教学中强调听、说，并不是指读、写、听、说之间的时间多少的分配。论文强调听、说，因为在当前语文教学中这方面几乎是空白点。他又说，语文教学必然遇到跟心理学、教育学等多门学科有关的问题。语文教学有点象杂交品种。比如，听，涉及到思维活动、信息传受的方式等问题，可是思维活动的研究，现在还有很多未知数。口头表达中停顿是不可避免的，所谓“此时无声胜有声”。要提高表达能力，要教学生学会停顿，而停顿有心理因素，这也是有待研究的问题。英语有这方面研究的资料，汉语又怎么样呢？语言学界要帮助、指导这方面的研究。至于论文的弱点也很明显。强调了听和说之间的差异，较少说到两者互相促进的关系，这反映了当前的认识水平，须要在实践中不断地探讨。
年会期间，学会举行了第六次常务理事会。会议由吕叔湘主持。出席会议的有：季羡林、罗竹风、严学宭、朱德熙、周祖谟、李荣、邢公畹、张涤华、陈章太。陆俭明、邢福义、赵诚也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商讨了关于中国语言学会章程部分条文的修改；商议了中国语言学会第二届顾问、会长、常务理事、理事征求意见名单，准备在适当时候用通讯方式征求会员的意见；批准了七位语言工作者为中国语言学会会员；商议了其他有关事宜。还召开了《中国语言学报》编委会扩大会，吕叔湘、周祖谟、邢公畹、王均、郭良夫等出席了会议。编委会推选周祖谟为召集人，商定第2期主要刊登这次年会上挑选的论文，适当刊登一部分外稿。《中国语言学报》第2期准备在l0月份发稿，于明年l0月出版。
9日下午，张涤华主持了闭幕式。季羡林讲话，总结了这次年会的成绩和不足之处。他说：分组讨论，贯彻了临时党组提出的“坚持原则、实事求是、各抒己见、百家争鸣”的方针，讨论相当热烈。有的同志说话比较直率，我觉得这在学术讨论中应该是允许的，对我们学术的发展肯定是有好处的，对加强语言学界的团结也肯定是有好处的。这样的讨论，以后要成为我们的习惯，成为大家觉得平常得很的事。季羡林还向语言工作者提出了三点希望：一、不断学习和使用新的研究方法，不断吸收新的研究成果；二、要有好的学风和文风；三、老中青互相尊重，团结共事。他说，做到这三点，我们的语言科学会一天比一天发展，成绩一天比一天好。王力接着讲话说：现在很可忧虑的是语文水平的下降，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任务之一是提高全国人民的语文水平。我们要负起责任，多提倡语言规范化，这也就为四化建设做出了贡献。他还说：不管怎样，我们语言工作者的队伍还是在发展的，我们后继有人，而且人多得很。我们的语言科学事业一定会繁荣昌盛起来。侯宝林发言呼吁语言学家多关心影响很大的艺术语言的使用，多研究语言应用，希望在这方面多拿出一些成果来。
（记 者）
（《中国语文》198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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