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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届年会：1989年11月，浙江杭州 |
| 2010-09-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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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年会 1989.11 浙江杭州
中国语言学会第五届年会纪要
中国语言学会第五届年会1989年11月21日至25日在杭州举行。
本届年会的与会者共104人，包括二十三个省、市、自治区的语言学工作者和香港的语言学工作者。年会共收到论文90篇(篇目附后)。
本届年会由中国语言学会委托浙江省语言学会举办，杭州大学中文系承担了会务工作。
年会的领导小组成员是刘坚、王均、王维贤、胡明扬、张斌。
11月21日上午举了年会开幕式。浙江省委、省政府、省社科联和杭州大学等部分高校的领导同志出席了开幕式。中国语言学会副会长刘坚致开幕词。他说，我们的年会每两年召开一次。平时，大家虽然可以通过各种语文刊物来交流学术成果，开展学术讨论，但总不如学术年会，大家聚集在一起，当面讨论，当面请教。因此我们希望各位与会者珍惜这样一次机会，在互相尊重、互相学习的基础上，认真开展讨论，沟通思想，取长补短，以提高我们的语言学水平。他又说，中国语言学会历届年会都坚持了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大家通过深入分析语言事实，总结语言规律，做到了务实而不尚空谈。我们相信，这一优良学风一定会同样在本届年会上体现出来。刘坚还宣读了目前正在美国访问的中国语言学会会长朱德熙先生寄来的贺信。贺信祝愿这届年会能够开得像预期的那样好，祝愿不同年龄的、不同学术观点的同行们，能够互相尊重，互相学习，求同存异，团结一致，为发展我国的语言学事业，为培养青年一代语言学工作者贡献自己的力量。开幕式上，浙江省政府、省社科联和杭州大学的负责同志也讲了话。
年会的主要活动分两部分。从11月21日下午到24日下午是分组宣读论文和讨论，25日是大会宣读论文和讨论。
分组讨论分五个专题组进行。第一组是语言理论、实验语音学以及汉字的理论研究和探讨。第二组是现代汉语语法、词汇的具体描写和理论研究。第三组是古代汉语和近代汉语的词汇和语法的研究。第四组是汉语方言学的调查和研究。笫五组是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
第一组宣读和讨论了12篇论文。徐通锵的《文白异读与历史比较法》认为，白读代表本方言的土语，文读是在本方言音系所许可的范围内接受权威方言影响而产生的语音形式。把文白异读引入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也许有助于克服历史比较法本身所隐含的一些弱点，因为它强调的是语言中的“异”；而这种“异”的成因又是语言的波浪式扩散，不是谱系树式的分化。胡明扬认为口语中有文读，书面语中有白读。只有一种读音也可区分文白。不见于书面的也有文白读。杨顺安的《关于双音节词语合成中的连读变调问题》从合成的角度对普通话中的连读变调问题进行了研究和探讨，提出把连读变调分成两个层次：音系学层次的和语音学层次的变调。吴宗济、胡明扬等肯定这项研究的成绩和价值。此外，廖雅章的《乔姆斯基转换语法理论1987年以后发展趋势》、李宇明的《汉族儿童“吗”“吧”问句的发展》、费锦昌的《中国大陆和台湾现行汉字字形的比较研究》等也引起热烈的讨论。
第二组宣读和讨论了2 2篇论文。其中12篇是现代汉语语法方面的，10篇是现代汉语词汇方面的。尹世超的《试论粘着动词》提出现代汉语中有一种粘着动词，在实现为句子时，必须有与之同现的其它句法成分（主要的一种是宾语）。其语法功能比较贫乏，语义大都比较虚灵，多表示某种抽象关系。文章还描写了某些粘着动词句的句型特点。马庆株的《数词量词的语义成分和数量结构的语法功能》阐述了相关量词的四类关系，即相等替换关系，包括被包括关系，相乘相除关系和乘方、开方关系。还提出了划分范围量词和非范围量词、顺序量词和非顺序量词的一些语法标准。如数量结构后面能加“的”，其中量词是范围量词；数量结构后面不能加“的”，其中量词是非范围量词等。史锡尧的《副词“又”的语义及其网络系统》对副词“又”的语义作了进一步探索，认为副词“又”的语义“增益”，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如重复、添加、否定性的添加、并存，形成了副词“又”的语义网络系统。王维贤的《现代汉语因果复句》从论传统语言学中的因果复句、论事理因果、论表因果的关联词语和论因果句四个方面并结合逻辑学对现代汉语的因果复句作了较为全面和系统的考察。吴为章的《汉语句群研究的价值》一文提出句群一头联系着句法，一头联系着章法，是从句法过渡到章法的桥梁。接着从句群研究的兴起、句群学习对汉族人提高理解和表达能力的作用、句群分析对外族人加速汉语学习进程和句群理论对语法教学和研究的影响几个方面来论证了汉语句群研究的重要价值。史有为的《主语后停顿在句中的作用》认为主语后停顿有必要的和可有的两种。必要的主语后停顿具有成句作用，是主语的一种形式标志和句型要素。如“我，小说看了。”“导演，谢晋。”两种停顿都有提出或指出话题的作用。与语气词“嘛”“呢”共现的停顿，语气词的作用对话题起强调作用。如“小说呢，我也看了。”汉语主语后无停顿的句子，其主语并非话题，句法上可称为“导引”。据此，他对句子及分类有一系列新的结论，并提出一种新的句子分类表。
第三组共宣读和讨论了29篇论文。祝敏彻《论复音词与结构的关系》把《朱子语类》的2385个合成词分为八类，通过比较，指出两汉以前只有其中的七类。余志鸿的《儿化和语言结构的变化》试图从北方话词尾“儿[ ]”的演变来探索汉语结构变化的历史踪迹及其发展的新趋势。唐钰明《上古汉语判断句的变换考察》，采用了古汉语研究中未曾用过的转换方法(与乔姆斯基的转换不同)，又利用出土的新材料，证明上古已有判断动词“是”。李佐丰根据先秦十种文献资料写成的《先秦汉语名词的分类》，贾则复根据《左传》931个动词写成的《动词再分类研究》，都是在系统地占有资料、分析资料的基础上，对先秦词类进行的比较深入的研究。江蓝生《吴语助词“来”“得来”溯源》一文以近代汉语文献和现代方言为依据，说明“来”和“得来”的性质及始见时代，并分析了“来”用作助词的义理。赵诚的《本字探索》利用古文字材料，多方面地对本字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鲁国尧以唐人《倡和集》中仅存的《松陵集》为材料，写成《〈松陵集〉韵部研究》，对今体诗的“借韵”进行了具体探索。由于大多数论文或提出了新观点，或利用了新材料，或采用了新方法，引起与会者的普遍重视，讨论十分热烈。比如，该组以使用转换方法为例，对如何采用新方法进行了集中的讨论，大体有以下几种意见：1．采用新方法要注意“名”“实”之间的对应关系；2．新方法只要有用就可采用，否则应摈而不取；3．有的方法，可能获得精采的结论，但也可能引出荒谬的结论，使用时务必谨慎，要注意是否适合所研究的对象。
第四组宣读和讨论了13篇论文。温端政的《山西方言构词成分“圪” 记述》发现“圪”的读音有很大的一致性。“圪”不能单用，不能单独重叠，必须和别的语素组合才能成词。在晋语区,“圪”的使用范围很广。它的构词作用十分广泛，是一个用法多样的粘着语素。“圪”的大量运用，是晋语的一个重要特点。钱曾怡的《论儿化》认为儿化是汉语发展中在一定方言区所产生的一种形态，一种新的音义结合体，是以“儿”音与前一音节融合而附含上与“儿”相关的义。谢自立的论文把苏州方言形容词的变化形式分为附加式20种和重叠式l 1种，前者主要用于构词，后者主要用于构形。梁玉璋的《福州话的“给”字句》、郑张尚芳的《方言中的舒声促化现象》、张惠英的《人称代词词尾“家”、“里”、“们”》也引起与会者的兴趣。
第五组宣读和讨论了1 4篇论文。陈乃雄的《保安语演变轨迹索隐》对甘肃临夏干河滩的部分保安族人和青海黄南年都乎的部分土族人所操的保安语作了调查，发现前者藏语词和汉语词比重分别是10％以下和50％以上，后者分别是50％以上和10％以下。并列举了汉语成分促使保安语发生变异的十几组不同类型的例句。认为由于语言间相互接触和相互影响而形成了发展演变的轨迹。哈斯额尔敦提出保安语现在主要是汉语对保安语的影响，今后影响会更大，蒙古语的情况也是如此。如蒙古语有一部分转用了汉语，是借词的影响，借词中以名词和动词居多，在语音和语法方面影响不大。李永燧的《彝缅语入声研究》认为彝缅语有A 、B、C、D 四个声调。D调有-p、-t、-k 、-s等辅音韵尾。D 调即入声。彝缅语的入声韵尾收擦音-s的字和收-p 、-t 、-k的字服从于一个总的声调规律(即入声)是彝缅语音韵学的一个特点。文章还提出了长短入的假说。孙宏开的《试论藏缅语的发生学分类》根据收集到的国内外大量的藏缅语专著、论文和语言材料，在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对有关藏缅语分类的众多学说进行了比较鉴别，提出对藏缅语族语言进行全面分类的意见。
11月25日由各组推举八篇论文到大会上宣读。这八篇论文和宣读人是：杨顺安《关于双音节词语合成中的连读变调问题》，李宇明《汉族儿童“吗”“吧”问句的发展》，徐思益《灵活性和原则性——简谈移位和省略》，田小琳《香港词汇面面观》，谢纪锋《对〈跟见系字谐声的照三系字〉一文的几点意见》，李佐丰《先秦汉语名词的分类》，谢自立《苏州方言里变形形容词的构成类型》，陈乃雄《保安语演变轨迹索隐》。
11月25日下午举行了简短的闭幕式，中国语言学会常务理事胡明扬做了小结。他说，这届年会开得比预期的还要好。有两个特点：一个是论文的内容充实，又有一定理论深度，反映出国内语言学研究在开拓新领域和深化传统领域方面都有新的进展。另一个是讨论很认真，很坦率，发言踊跃，气氛热烈。不足之处是，青年语言学工作者参加的较少，反映当代语言学面貌方面的论文也不多，希望下届年会能得到改进。闭幕式上，年会领导小组对浙江省语言学会、杭州大学中文系和所有工作人员为本届年会付出的辛勤劳动表示感谢。
（仲 言）
（《中国语文》199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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