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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届年会：1987年12月，广东广州 |
| 2010-09-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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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年会 1987.12 广东广州
中国语言学会第四届年会纪要
1987年12月25日至3 1日在广州举行了中国语言学会第四届年会。
这是历届年会中规模最大的一次。与会者共226人，包括全国大部分省和自治区的语言学工作者，还有香港和澳门的语言学工作者。年会收到论文共162篇。(篇目附后)
本届年会由中国语言学会主持，广东省语言学会承办，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承担大部分的会务工作。年会会场在华南师范大学。
本届年会的领导小组成员是：朱德熙、张志公、李荣、刘坚、詹伯慧、唐启运、李新魁、陆俭明、孟琮、许宝华、周日健。组长是朱德熙，副组长是詹伯慧、刘坚。
1987年12月25日上午举行了年会的开幕式。广东省委、省政府、省社科联、省高教局以及广州部分高等学校的领导同志出席了开幕式。中国语言学会会长季羡林先生、副会长邢公畹先生、清格尔泰先生因故未能参加本届年会。季先生为此特致函大会，委托常务理事朱德熙先生代劳完成他们应完成的工作。朱德熙先生致开幕词。他希望这次年会能反映出我国语言学的学术水平。号召与会者们讲科学、讲民主、讲团结。讲科学就是用事实说话，以理服人；讲民主就是用平等的态度进行争论；讲团结就是在学术上可以有不同的意见．但是要保持友好和团结。他特别提到目前在我国的语言学界老年人和青年人之间、地区之间、行当之间还存在着一些隔阂。他希望消除这些隔阂，搞好团结，把语言学科发展起来。
在开幕式上詹伯慧代表广东省语言学会向大会致贺词，胡培周代表澳门语文学会向中国语言学会赠送纪念品——一块银盘。陆俭明代表中国语言学会秘书处做工作汇报。
从12月25日下午到12月31日上午年会的主要活动是分组宣读论文和讨沦以及大会宣读论文和讨论。
先是分组宣读论文和讨论。按论文的内容分为七个专题组。第一组和第二组是现代汉语和近代汉语的语法、词汇的具体描写和理论的探讨。第三组是古代汉语语法和词汇的研究。第四组是古代语音和现代语音的研究。第五组是词典学和文字学。第六组是方言学。第七组是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
第一组宣读并讨论了三十多篇论文。有以下几类：1．现代汉语的研究方法，如李临定的《研究汉语特点，改进研究方法》。 2．汉语语法理论，如徐思益的《形态、功能和结构关系》。3.句子研究，如王维贤的《论“转折句”》，史有为的《施事的分化和理解》，日本内田庆市的《汉语无定名词主语句初探》。4.词义研究，如符淮青的《汉语表“红”的颜色词群》。李临定认为省略是汉语的一个重要特点，句子的各种成分几乎都可以省略。不少人对这个观点提出了不同看法。此外如王宗炎的《译名三问》，田小琳的《香港的生动词语和社会生活》等论文也引起很多人的兴趣。
第二组共宣读并讨论了十九篇论文。其中十四篇是现代汉语语法方面的，五篇是近代汉语词汇方面的。刘勋宁《现代汉语词尾“了”的语法意义》认为“了”的语法意义不是“完成”而是“实现”。马庆株的《能愿动词连用式》谈能愿动词的连用现象。朱德熙认为研究词序牵涉到层次。研究词序可以分组考察。按相对的次序来分组，可以缺位，但要有次序，这个办法是有效的。吴葆棠的《说“V+Q+N”》认为“买三斤苹果”这个句子是一双宾语句。“三斤”和“苹果”都是宾语。古川裕的《副词修饰“是”字情况考察》考察了558个日常用的副词，发现其中279个副词能够自然的修饰“是”，约占副词总数的50％。陆俭明的《名词性“来信”是词还是词组》认为“来信”是一个词。孟琮的《“太太”杂考》考察了明末清初以来的有关资料，认为“太太”一词是北方的满族人首先大量使用的。这个词可作为一例说明满族对北京话的形成的影响。
第三组共宣读讨论论文三十篇。杨晓敏认为王力先生把先秦看作量词的萌芽发生时期是不够确切的。他在《先秦量词及其形成与演变》一文中认为西周时量词已处于初级阶段，“数+名+名”可能是量词最早的表现形式。春秋战国时期量词得以发展，“数+名+名”现象不多见，大多数量词是由名词演变来的，少数是由动词演变来的。论文认为先秦没有动量词。有好几位同志提出杨划分量词的标准过于宽泛；先秦没有动量词也值得商榷。何乐士对《左传》前八公和后四公的语言现象进行比较，提出二者之间的某些语法差异。有的同志认为《左传》前八公和后四公时间相距较近，如果进行比较，还需有其他资料作为旁证。王海棻就具体实例说明《马氏文通》一书虽然有模仿，但应该给予充分肯定的却是它的创新。
第四组宣读讨论论文十八篇。鲁国尧的《词韵随语音之变而变》一文论证了词韵的历时变化反映了语音的发展，词韵是研究语音史的重要依据。鲁国尧对全宋词、金元词作了穷尽式的考察，分时代分地域地进行综合分析，在方法上有不少创新，受到与会者的重视。李新魁《近代汉语全浊音声母的演变》认为浊音清化分两步走，仄声字先变．平声字后变，在《中原音韵》时代，平声字还保持清浊两读。这是一种新的观点。黄典诚《试论一百年前的“官音”》利用1888年的一个罗马字注官话音材料，进行考察，论证这个官话不是北京音，很可能是以南京音为基础的官话。王理嘉的《普通话音位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也受到了好评。
第五组共宣读了十三篇论文。郭良夫的《条目与意义》从共时历时、底层意义、新义旧义三方面讨论了词典编纂中安排词项和义项的问题。大家认为，郭文提出的问题是字典词典编写的经验之谈；对于汉语大词典、辞源一类工具书，在安排条目和义项时，确应考虑共时历时和词的底层意义问题。关于新词新义，现代词典应及时修订增补，或编出新词词典。会上还讨论了断代词典、专书词典的编写和书证材料的准确性等问题。王伯熙的《综合文字学刍议》引起了与会者的兴趣。曾宪通的文章从文献学、民俗学、考古学、语言学等方面去考察汉字的起源问题，齐冲天的文章从书法方面去考察美学对汉字形体的影响。
第六组共宣读、讨论论文三十篇。除对各篇文章进行讨论外，主要就汉语方言分区的标准问题和地方志中方言卷的编写问题专门进行讨论。随着方言调查工作的深入开展，近几年来收集了许多新的方言资料，方言学界对我国方言的分区问题有了新的看法，在会上大家交换了不同的见解。目前我国很多地方都在修地方志，如何编写其中的方言篇，大家希望有一个大体一致的做法。
第七组共宣读论文十九篇。孙宏开的《语言识别和民族》提出要划清语言和民族的界限。如瑶族讲三种语言，门巴族讲两种语言。但他们各自只是一个民族。还要划清语言和方言的界限，认为拿南方语言的差别来衡量北方语言的差别是不合适的。陈乃雄的《五屯音系》介绍部分土族人讲的五屯话。认为五屯话的底层是汉语，汉语词汇占60％，又吸收了大量的藏语成分，藏语词汇占30％。
分组活动后，有两次大会活动。由各组推举十四篇论文到大会上宣读。
1987年12月31日下午举行了闭幕式。广东省副省长王屏山同志及省高教局副局长周鹤鸣同志到会讲话。唐启运代表广东省语言学会讲话，祝贺中国语言学会第四届年会取得圆满成功。学会常务理事张志公先生致闭幕词。他对本届年会做了总结。一是规模空前，二是论文质量有提高，三是学风朴实，四是对青年人有好影响。不足之处是各组之间缺乏交流，会议形式比较单调。但总的说来，这是一次十分成功的年会。
（《中国语文》198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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